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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超越一九四九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
超越一九四九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
邱立本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0期
·神州大地易幟六十年,台海兩岸驀然回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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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蔣介石和毛澤東於二零零九年從墳墓中醒過來,
但毛蔣兩人也許都會很欣慰,他們所認同的民族主義,歷盡滄桑,
正在中國大陸上演的建國六十週年獻禮片《建國大業》,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首要之義就是民族主義。這也是兩岸政治的「
這就是國共雙方最新一次的合作,在共同的民族情懷下,一致對外,
中華民族主義的回歸,也使兩岸超越了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之爭,
在台灣,中華民族主義曾一度被台獨力量所腐蝕。
對中共來說,回歸孫中山和中華民族主義,是對過激意識形態的「
這也使台灣和大陸走出了內戰的陰影。最近兩岸落實直航三通,
其實來自台灣的商人,自八十年代就開始進軍中國大陸。
而中華民族主義的背後,其實是國共雙方追求「現代性」的旅程,
民族主義不是遮羞布
由於神州大地擁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但民族主義絕對不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不能以民族主義之名,
而今日兩岸不約而同地重新尋回民族主義,
而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強勢,
也就是說,兩岸經濟的融合,打造了一個更大的空間,
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對大陸默默地發揮影響力。
台灣的「中華民國」六十年前在南京倉皇辭廟,
這樣的張力,
儘管北京當局和汪道涵後來對此不予證實,
在中國大陸,「走向共和」的願景,一直都是改革的動力。
沒想到這次建國六十週年的獻禮片《建國大業》,
因而關鍵是下一個六十年怎麼走?或者更緊湊的說,
要發揮後發制人效應
這考驗當代中國人的努力和智慧,
1943:看重庆 念中原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自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自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 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 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 峰。“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 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 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 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 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 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 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 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 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 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 张高峰一样,自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 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自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 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 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 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自修德的文章 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 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 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 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 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 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 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 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 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 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 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 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 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 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 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 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 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
孙正荃:寂寞贾植芳
曲瑞玖:我家在东北“觧放区”经历的“土改”与“清算”运动
刘志琴:一个少年的消失
这是一段令人揪心的记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每天一万六千斤的重量向这样孱弱少年的肩头压下来,可这是事实,是血与泪的事实。
烈日炎炎下,一双瘦弱的小腿要支撑一百多斤的石块,肩挑往返百多米的行程,每天要担160 次之多,要知道他全身的重量才80多斤,这又怎能承受得住! 可他默默承受了二年。这二年每天在超负荷的劳动中挣扎,饥饿像火烧一样燎着他的身体,稍有懈怠,那雨点般的棍捧,那倒背捆梆的双手,那在酷暑下的暴晒,在冰天雪地中的孑立,都会骤然而降,使他连气也不能吭一声。逃走,连想也不敢想,这无异去送死,而且是残酷地折磨至死,也许只有死才能摆脱这比死还难受的苦役和酷刑,可他还只16岁,蓓蕾尚未开放,正是花季般的少年。上帝使他降生人间,难道连人间最平凡的生存乐趣,尝也没有尝一下,就这样撒手而去? 如果就这样默默来到人世,默默的离去,就像一片堕入尘土的落叶,在空气中飘浮了一下,在光影中掠过一瞥,那也可以说是有了一次生命的体验。但他不行,他是人,他有至爱的父母,虽然他从未享受父母的慈爱,他对生他到世间的亲人有一种血肉相依的渴望,虽然他们早已去世,弃他而去,可他还有同胞的姐姐,嗷嗷待哺的妹妹,能扔下她们吗? 还有那如火的青春,还没有来得及享用青春赋予他的欢乐和憧憬,就这样告别人间,是不能甘心的。
可这残酷的现实太难熬了,只要你走进这少年管教所,从此就下了炼狱。你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吗? 电影中再现的那些犯人在采石场服役的苦情就使人惊心动魄,可你见过这里吗? 一个小青年,为了躲避令人难以忍受的苦役,狠心搬起石块,砸断自己的腿,血肉狼藉一片,以终身的致残才逃脱这凌迟碎剁般苦役。他一想起这一幕就心惊肉跳,他要活,要顽强地活,哪怕遍体鳞伤、裂肤碎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活下去。活,就是一切,哪怕在烈火中煎熬! 就凭着这样一种生的本能他在苦熬苦撑,一分一刻,一天一天,一直要熬过6 年,这2190天,少一天也不行。李朋不就这样吗,为的盼到释放的那一天,做过千百次的梦,等待又等待,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准确地说,是那一天的下午4 点钟,才是离所的时间。他实在熬过了头,这种煎熬,不是指饥肤上的,要说肉体,那早已经受了千百次的熬炼,饥饿得麻木,鞭刑打老了筋骨,都能挺住,唯有那即将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多一分是一分,多一秒是一秒。人们都熟知,没有空气,几分钟也不能承受,没有自由呢 ?只有那种痛失自由而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深知那种朝朝暮暮盼到的自由,哪怕提前几分钟飞出牢笼,也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冲动,也许就是这强烈的情绪驱使,也许是高兴得失去理智,以为释放的到来已不在乎那一天的时辰,兴奋得冲昏头脑,就在那可以释放而未宣布办妥手续的那一刻,他抡先奔出了囚牢,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也为了这一冲动,这一自行提前几小时的冲动,没有办完手续就擅自出走,又一次被抓了回来,成为逃犯。
有谁知道再次被抓已是按逃犯论处,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第二天他姐姐来接他出狱,看到的是一具僵硬的尸体,难道这就是她日夜牵挂的弟弟最后的结局! 她怎能知道,弟弟为了尽快见到与他相依为命的姐姐,被抓了回来,倒挂在赤日炎炎下。而给他受此酷刑的监管干部,只顾自己吃饭、聊天,睡午觉,竟然忘了还有个活生生的人被反吊在半空中,待到想起这种惩罚该收场了,一看,他早已断了气。在狱中死这样一个人,真是像死一个蚂蚁那样简单,那样无足轻重。只要把他放下来填一张因病死亡的通知书,让亲属来认领,一切不都了结了。目睹这一切的同伴,谁能声张,谁又敢声张! 一个个噤了声,哑了口。
一个少年就这样消失了。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一真相,这是他的亲属永远也不知道的秘密。
五柳村2009年4月2日收到
徐庆全:关于丁玲的一段公案
王充闾:“不能忘记老朋友”
李霖回忆录:学诗习作(上)
李霖回忆录:学诗习作(下)
《蒋介石日记》佐证决定迁台经过
2008年8月11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黄清龙根据《蒋介石日记》写的文章写的《眾叛親離 決遷都台北》,全文转发如下:
眾叛親離 決遷都台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為期三年的國共內戰已告一個段落。但戰爭其實並未結束,從十月十二日國府由廣州遷往重慶到當年年底,是所謂的「西南保衛戰」時期,蔣介石親臨重慶坐鎮指揮,面對眾叛親離的悲慘局面,過程備嘗艱辛,在其日記上有極為深刻的記載。
蔣介石是於十一月十四日桂林失守後,自台灣飛往重慶,行前一天在日記寫道:「德鄰飛桂後,閃避不回重慶行都,整個政府形同瓦解。軍民惶惑,國難已至最後關頭。不管李之心理行動如何,余不能不先飛渝,主持殘局。」
許多研究者認為,蔣此行除為「主持殘局」,也是調虎離山之計,把共軍牽制在中國西部,以緩和對台灣的威脅。
在渝期間,蔣為統籌川滇康作戰方略,令胡宗南部隊由秦嶺轉進到成都,俾使成為保衛西南主力。十一月廿八日共軍攻抵南溫泉,重慶危在旦夕,蔣不得已決赴機場宿營,「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
第二天一早,中美號專機自白市驛機場起飛時,在江口過江之共軍,已迫近距機場前方廿華里。
到了成都,蔣隨即約見鄧錫侯、劉文輝、熊克武、向傳義、王方舟等軍政領袖,但劉、鄧避不應召。蔣在十二月七日日記寫道;「彼藉口以怕本主席與其為難,而實則另有作為。彼等已經受匪威脅,決作投暗棄明之叛離,似已成竹在胸矣。滇盧(按、雲南省主席盧漢)態度亦已漸明,既不願大本營設昆明,亦不願就滇黔剿匪總司令名義,其用心與劉鄧如出一轍。」
但蔣仍不死心,指派張群前往昆明安撫盧漢。隔天張群自昆明回到成都,向蔣報告與盧漢接觸結果。日記記載;「岳軍面述盧以正在戒煙,故其心身皆變態無常,只想退避要錢,至於公義私情皆不顧矣!」
蔣知盧漢已有貳心。不久,情報單位攔截到盧漢打給劉文輝的電話,內云「請其四川各將領活捉蔣匪」。蔣原本想飛到西昌,但彼時西昌衛隊只七百餘人,兵力單薄,於是決定改飛台北。當天蔣在日記記載;「小子(按,蔣自稱)粗疏,太不警覺儆醒矣!近月以來逆盧言行早露叛跡,如及時防範或趁早解決猶易為力,奈何一誤再誤,冥頑不靈如此也。」
蔣會如此懊惱生氣是有原因的。早在九月初蔣赴重慶擘畫西南戰局時,盧漢就曾拒絕應召,理由是怕蔣不放他走。蔣為了表現誠意,派蔣經國到雲南當人質,只要盧漢一天沒回昆明,蔣經國便不許離開。因為這樣,盧漢這才肯到重慶與蔣見面。
經過此番波折,蔣的內心不免感慨係之,日記寫道;「邊區之人善變多疑,而況於苗夷盧、龍乎?今後益覺邊人只有畏威而決不懷德,道義絕非邊民與苗夷之所能感動。豈僅苗夷,一生經歷,更覺凡是政治與外交,絕無信義更無情感可言,只有實力與強權方是政治與外交之本質也。」
西南雖已失去,蔣則以「在川滇康黔叛離混亂下,毅然獨斷遷移中央政府於台北」而自得。日記提到:「當時對於遷都台北多主慎重,不即遷台,蓋恐美國干涉或反對,不承認台北為我國領土。余始終認余在台,政府遷台,美、英絕不敢有異議,如其運用武力干涉或來侵台,則余必以武力抵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其背盟違理,曲在彼而直在我也。」(大敗退系列五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