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市长坪乡马兰村。父亲黄以铭是保定军校六期生，曾追随孙总理参加辛亥革命后返回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即投入晋军服役,我幼年（1926年-1937年）山西太原度过的。抗日战争爆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妹四人,匆忙回到南方老家1946年9月我踏进北京大学。　查看全文

析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

------从怀念到反思

郭道晖

 

[作者按]：本文原是十年前应友人之约，为西南联大校友会主编的纪念袁永熙文集（即《第二条战线的功臣——袁永熙》） 组稿而作，由于某种原因（文中批评了清华校方和党政当局，编者有所忌讳），未能收入该书。为表缅怀和纪念袁永熙同志，后收入郭道晖本人所著《法的时代精神》一书。今应五柳村网站主人的邀约，依原稿重新转载于此。

袁永熙，1917年1月生于天津，1938年6月参加革命(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他是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在开辟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条战线”，领导抗议美军暴行和“五二0”等学生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任青年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更受残酷迫害。1978年调回北京后，曾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12月13日逝世。

 

那是1979年春的一天，我正在清华学校办公中心——工字厅一间办公室里办事,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袁永熙同志来了！”我连忙跑去看他，并约他上我家一叙。 20多年前在那所谓“黑云压城”的日子里, 我们同时（也是“同案”）蒙冤受屈，历经坎坷, 今日得在清华再相见, 是多么不易！他今天能活着回来，已是大幸。他是在清华受屈离去的今日被“改正”归来,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一位杰出领导人和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本该受到热情欢迎与接待可是他在工字厅转了一圈, 人们有礼貌地、有时还带点尴尬地同他寒暄问好几句，就各干各的去了。他感到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我忙陪他到我家里，叙谈彼此这些年的遭遇，还吃了顿便饭。这本是极平常的事。但后来他常常提及这件事感慨系之。

    这件事, 联系到他去世时, 我乘清华校车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一个小面包车里，也就七八位同志(其中我和另一位同志这时已是外单位的)。 这同过去追悼清华其他领导人的盛况，和这次外单位前来告别的众多同志, 形成很大的反差。

清华大学曾为在本校工作过的去世领导人或者著名教授出纪念集,在校友通讯上出纪念专页, 这当然是应当的, 好的。可惜却没有袁的相应篇页(只转摘了告别式上发布的一份袁的生平)。人们也许已经忘记, 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在同一天可不惜篇幅分别在第2 版头条和头版的大半版，大张旗鼓地揭批过这全国第一位公开见报的“党内大右派”袁永熙，还配合发表了“坚决同党内右派分子作斗争”的社论；清华大学党委后来也专门出版了颇厚的一本批袁专集。（我那时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也蒙划为所谓“袁永熙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在上述书报上同时被公开点名陪批）。

批右时大张旗鼓，“改正”时冷冷清清，躲躲闪闪， 这似乎不能简单归之于世态炎凉, 因为这恐怕不是某个单位独有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某些思考。

文革已经结束20多年，由于党中央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了正式的决议，加上1957年反右的历史真相是非，已基本大白于天下，以及当年的“右派”在经受各种磨难而坚毅不催的表现，他们的名誉在广大群众中已事实上得到恢复，甚至更受人推崇，有些同志还担当了党和国家的重任。但也毋庸讳言，57年那场极度的 、绝对的“扩大化”（？）运动的后遗症的阴影，在有些地方还纠缠着一些人的头脑 。少数当年在干部和群众中被“批倒批臭”了的“右派”，其反面人物形象一时并未能完全抹去。反右中强加于人的那些不实之词和污损、丑化人的名誉和形象的诽谤, 并没有在干部和群众中得到澄清和洗刷。只是对他们在组织上和政治结论上有所“改正”, 名誉并未得到全面的恢复。此人究竟如何, 在“改正”之初，人们还心存疑窦, 有点怕沾边，或敬而远之。长期牢固嵌入的成见，一时难以消除，因57年运动人为地分裂为“左”“右”两类人之间的芥蒂，在某些同志之间，一段时间内依然或多或少地存留着。这些“改正右派”是同志, 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否是好的优秀的同志呢, 尚有保留。（这里说“改正右派”，而不是“右派改正”，正确的诠释应是：并非“右派”自已改邪归正；而是执政党“改正”了将公民和同志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但仍避讳说“平反”。）

何以在“改正右派”之初，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当时碍于种种忌讳和其他因素，不便公开彻底地清理，所谓“宜粗不宜细”；一是如何看待“改正”，在认识上还有某些分歧。譬如, 有的同志就曾向我提问：“难道右派就没有错误吗？”有的干部至今在评价那场运动时还说, 某某人当时就是“右 倾”。有的人则认为“改正”只是一种“宽大处理”。

    “右派”有错误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场也是“史无 前例”的“阳谋”中 , 说错话、做错事，恐怕谁都难免。何况, 在任何政治运动中, 也总会有个别坏人混杂其间。

     问题在于, 从绝大多数人和从总体上考量，有必要分清几点：

一、 错误的性质

    是敌我矛盾吗？从当年划的“右派” 99.99%以上都已被“改正”了看来，显然不属于敌人性质，是错划了。当年被批判的“ 右派”言论中, 除了无中生有, 捕风捉影, 罗织罪名, 无限上纲(诸如批袁时所谓“反党宗派活动、反党野心家、企图乘整风之机，取而代之”之类) ，和以对当错, 是非颠倒者外, 说得上是“错误”的, 多是当年“大鸣大放”中 某些对执政党的批评性言论和意见中有所偏激或片面性。如果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利来看, 言论自由本来就是允许有讲错误言论的自由, 否则只能讲某个权威或领导人认为正确的话, 就不叫自由了。何况被认为激进的、 片面的、错误的言论,往往正是当时尚不易为人们理解的“ 超前”思想或难于接受的逆耳忠言。大多数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的党内外同志的言论, 都属于后者。

二、 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 “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 而是55万), 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 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 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文革浩劫, 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 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在清华前党委常委中就划了4个右派，党委和党总支干部中有数十人。其中，党委常委、校办主任、基础教研室党总支书记周寿昌同志（他曾是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之一，上海学联主席，第一届政协委员）蒙冤后长期心情抑郁，文革中得癌症, 40 多岁就过早去世。曾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俞时模（解放初期为东北区团委负责人）则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至于袁永熙同志，57年打成“右派”后, 其妻陈涟（蒋介石的著名政治大秘书陈布雷之女，中共地下党员，因领导学运，1947年曾与袁永熙同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解放后任团中央少儿部长。）也被迫与其离婚，儿女也同他“划清界限”而四散, 他自己被放逐他乡。文化大革命中, 他更是备受批斗折磨, 几乎被红卫兵打死。幸得他的后妻全力的卫护，跪求军宣队干部制止，才得九死一生。陈涟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解放前同反动家庭作革命的决裂的杰出的地下女共产党员，57年又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决裂。文革中也因受他和她的父亲的株连，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她这位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的革命妈妈“划清界限”。她举目无亲，孑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和自己的人生决裂——在上海十多层高楼上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有心作一下换位思考, 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思了 。

    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 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 剥夺其政治权利, 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 投入监狱, 至少是错判或犯了过失罪, 是要受法律追究，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的。从民事权利上说，那种狂风暴雨的大批判，可说是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陪礼道歉, 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改正” 右派后，对他们连工资都未能补偿，其他就更无从谈起了）。

    从程序上说, 不经司法机关审判, 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就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是违反法律程序, 以“党法”代法治的。至于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 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都是违法侵权行为。20年来都不许甄别 ，更是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过的。

当然，这是最高当局决策和路线错误及 “以党治国”的人治导致的, 不能完全归咎于基层负责人，何况还有党内大阴谋家如康生的插手。像清华政治课三个教研室划了三分之二的右派, 另有许多“右倾分子”，几乎“全军覆灭”, 则显然是康生的“功劳”, 因为他当时曾在公开讲话中以他们为典型大加挞伐。但决定“右派”的人选, 虽有“党法”为据，毋庸讳言，有的单位也是有不便明言的复杂的个人因素介入的。毕竟除全国知名的极少数“右派”外, 康生或其他领导人事先并不知道清华大学的571个右派的姓名与“罪过”，也不知道全国55万多人的具体情况的。不过, 基层干部即使不负政治、法律责任, 不等于没有任何道义责任。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不论是参与过整人还是被整的人, 都是有教训值得记取的。

三、所谓的“右派言论”是错误的吗?

    这要看使用什么坐标。如果仍然以“左”的眼光和尺度去衡量, 当然还会说人家是“右倾”或“右派言论”。 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天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当年受到批判的一些言论, 很多现在已成为公认的、通行的常识.。前年我在主编《当代中国法学争鸣实录》一书时, 有几位老教授将他们57年登

在人民日报上的“右派言论”寄我一看, 其中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建议，如果不加提示, 完全会以为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登的, 句句正确, 只是早说了40年而已.。翻阅当年批袁的言论集, 也有这类情况. 譬如, 批他的“修正主义”言论, 说他在学生中曾讲过, “我们党已经掌握了社会主义、独立、和平这三面旗帜, 但是还没有完全掌握民主自由的旗帜”, 批他这是丑化社会主义。其实他是援引陆定一的一次讲话。文革后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也已明确指出, 长期以来, 由于党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 才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又如, 批他“怀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否已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认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走了弯路，只去讲抽象的规律，不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否定马列主义，崇拜资本主义。其实他是较早地感觉到必须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束缚， 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新的特点。 他还不同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 不主张在学生工作中强调阶级斗争, 不同意学生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估计和提法, 认为在学生中“只讲阶级分析是有缺点的, 也要有些情感教育”，…等等, 这些观点都被认为是否定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想。现在, 历史实践已证明, 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搞肃反、反右等运动，造成不良后果 ，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早期表现。应当说, 袁是较早觉察建国以来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弊病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党中央终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并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在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中，也在强调要动之以情, 以情感人。袁的上述言论, 应当说有先见之明, 何错之有呢!

   斯人已逝, 言犹在耳。在缅怀袁永熙同志的时候, 西南联大校友会准备出版他的纪念集, 我想这不仅因为他领导西南联大、北平（包括清华）学生运动有杰出贡献 ，而且, 我们这些学生运动出身的人, 也都从中直接或间接受到很大教益.。他在清华工作年限虽然不长, 在清华师生和一些干部中, 以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民主精神，善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态度, 思想开明、视野开阔和平易近人的作风, 广受好评, 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相信此书的出版, 必将有助于抹去加在他身上的一些历史灰尘，还其全面真实的形象。

(2001年2月于清华园)

 

 

 初到北京的新鲜感

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 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那年8月底，北大图书馆的一位老师来上 海接新生，上海考入北大的同学包了一列火车的几个车厢。北上的新生组成一个大队，队长是物理系新生周国生，他是调干生，入学前在上海一个区的团区委担任负 责人，周国生后任物理系的年级党支部书记，品学兼优，不幸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由于我的中学学生干部经历，被任命为小队长。

当时正值 南方发大水，火车在南京附近时比走路还慢，两旁看到的是大树的顶部，从上海到北京共走了两天三夜。在列车启动离开上海北火车站时，车内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当 时著名的苏联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 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当载满新生的大公共汽车进入北大西校门时，我被精雕细刻的大屋顶 古建筑物震惊了，因为在上海从未见到这类建筑。当时哲学楼和大饭厅（现在的大讲堂位置）之间是海淀区的一条街道，不属北大，在街道上架起一座天桥，天桥以 南是一大批新建的学生宿舍，24楼和25楼等刚刚盖好（1994年李瑞环同志参观北大方正时，说这批楼是他所在的施工队盖的）。54级的新生被安排在1斋 到12斋的二层楼简易房内居住，这些楼的位置即现在的电教中心所在地。我住在11斋，一间大屋子打成三个隔断，每隔断住8人，共住24人。冬天一个燃煤火 炉把管子通到每个隔断。负责烧火炉和打扫卫生的工友叫李锡友，他总是把洗脸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一次去颐和园印象很深，因为过去从 未见过这样宏伟的皇家园林。1954年秋游人很少，大多数的殿都免费开放，殿内有很多展品，包括慈禧的画像。当时的颐和园尚未修缮，保留了解放前破旧的状 况，与今天相比，倒有些原汁原味的意境。直到1956年，我才看到一批白发的老画工，冬天在长廊上燃起了炉火，一笔一笔地画人物和花鸟画，使长廊的画貌焕 然一新。“文革”开始破四旧时，我迫不及待地赶往颐和园，想再看一眼长廊的画，可惜己被红卫兵用漆涂掉了，大失所望。

北京的捷克造大公交 车也使我觉得很新鲜，开关门是自动的。当时进城都走西直门，西直门到颐和园只有一班车，每次回校，都在西直门排长队等车，长队可达数百人之多，但很少有不 守规矩加塞抢上车的。

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南方的广播电台播送的都是当地语言，所以初到北京时语言上略有障碍，一位湖南来的同学，在大饭 厅看电影时，碰到一位北京人一路喊“借光、借光”，他还以为是要借火抽烟。来自无锡的张纪泉同学去饭店吃饺子，对服务员说“要一盘儿饺子”，由于儿话音说 得不标准，服务员给了他120个饺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 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了6名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和我。200多位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除西藏、新疆、台湾和香 港外，内地各省和澳门均有入学学生。开起会来，不少同学说着方言，或带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四年学生生活使我辨别和听懂各省方言的能力大为提高。

一 二年级不分专业，200多人分成9个班，其中有两个班是考分高的，即6班和9班，但当时是保密的，学生均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不知道哪个班是考分高的班。 我被分配在6班，两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考分高的班。6班中成绩最突出的是陈天权，他是上海中学考来的，中学期间就学了部分大学课程，并具备了阅读英文和法文 数学书的能力。上数学分析习题课时，他常常很快把题目做完，习题课老师吴文达就给他另出题目，吃偏饭。有一次在解析几何习题课上，他出了一个奇招，使一个 习题的结果极为简洁，任课老师程庆民感到吃惊，思考片刻后肯定了他的结果，并加以赞扬。陈天权在二年级时就发表论文，我记得题目是《典型拓扑域上的黎曼可 积性》，论文的内容均是课程中尚未学到的东西。程民德先生后推荐给其他教授，并评价“陈天权已掌握了有关领域的全部基本知识”。陈天权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 大学，改革开放后恢复学位，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后调到清华大学任教。

9班中成绩最好的是张恭庆和马希文。张恭庆在中学 时就已显露出数学才华，当时《数学通报》上每期刊登难题，解出难题者的姓名公布在该杂志上，张恭庆常常是解出全部难题者。所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教务长赵宪 初(后为校长、著名的数学特级教师、上海政协副主席)在我们中学毕业前的大会上说“张恭庆的本事比我大”。马希文是北京四中考来的，入学时尚不足15岁， 是带着红领巾进大学的。我入学后就听说，北京报纸上把马希文称为“北京神童”，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聪明的人。

马希文很轻松地对付大学课 程，余下的时间就按自己的爱好发展，他学过蒙古文，用德文写过诗，更大的精力放在音乐上，“文革”期间成为北大乐队的作曲。1979年赴麻省理工学院做访 问学者，在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获得者麦卡瑟手下从事研究，麦卡瑟有一公理系统长期以来有毛病，但始终找不出原因，马希文只用两周时间就发现了问题 所在，麦卡瑟大为震惊。马希文兴趣太广泛，未能专注于某个领域，他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其才华相比，这些成绩是不相匹配的。马希文于2001年患肾 癌，在美国动的手术，由于手术中的失误，不久就去世了。

5班中最突出的是张景中，他不仅成绩好，文学水平也不错，发表过诗作，他的政治课 读书报告曾作为范本张贴在墙上供大家学习。可惜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极右派，发配到新疆。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不忘业务，与人合作，得了一个国家发 明二等奖，后在机器定理可读性证明方面做出重要成绩，当选为院士。2001年我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一位1957年曾任北京团市委负责人的干部来医院探视， 谈起张景中，她说：“当时划右派时就十分犹豫，因为他的功课太好了，很舍不得。”

充满团队精神的集体生活

50 年代同学中互助友爱的风气较盛，一年级时我班王树桂同学(班上惟一的党员)家庭困难，大家就凑钱买了绒裤，并由女同学绣上“王树桂”的名字送给他。对学习 困难的同学，大家也注意关心和帮助。每天下午4：30以后班上组织体育锻炼，每周有一个下午是文娱活动时间，唱歌、跳舞，游戏或排戏。数学力学系举办文艺 会演，我班由文娱委员张纪泉主持排了反对浪费粮食的活报剧，得到了好评。那次文艺会演还有一个节目我印象较深，是由高年级学生刘婉如、常兴华演唱的“小小 行列式”，一开头就唱道“行列式本是段(学复)先生教，我们姐妹俩来唱一唱啊!”下面就把行列式的一条条定理都唱了出来，例如“行列式一行等于两行的线性 组合，行列式啊!”

每年春游是最高兴的事，既尽了兴，又增加了同学间的友谊，樱桃沟、碧云寺、八达岭均是我做学生期间春游去过的地方。有 一次我班还打牙祭，自己做红烧肉吃，由金旦华同学负责，我和尹桂彬同学则去棉花地(现在的五四操场)的住户家借炉子和锅，居然如愿以偿。我第一次在东来顺 吃涮羊肉也是和一批同班同学一起去的，因为沈立同学已先吃过一次，回来一番形容引得大家垂涎欲滴，便一起前往。沈立同学成绩很好，“文革”期间力学系迁往 汉中分校，在一次执行施工任务中他不幸遇难。

在大饭厅听报告

50年代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当时已年过七十， 人们都尊称“马老”。由于他威望高，面子大，所以常能请到领导人来北大演讲。例如1957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周恩来总理来北大演讲。周 总理还多次陪同外国领导人来北大；李富春同志曾作过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陈毅同志曾作过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马老介绍陈毅时说：“他不仅会打仗，是 总理外交上的得力帮手，还会写诗，是个诗人。”介绍完演讲人后，马老总是搬一把椅子，横放在演讲人小桌子边上，边听边记。陈老总上台的第一句话就说：“今 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接着十分生动地介绍当时刚闭幕的亚非会议一些内幕，有一个情节最精彩，陈毅说，会议结束时某国家的领导人说：“这次会 议大家都犯有错误，只有中国的周恩来没有错误。”此话引起我们的热烈掌声。

胡耀邦同志当时刚满四十，任团中央书记，精力充沛，讲话时表情 和动作很生动，有时还在台上转360度的一个圆 。讲到京剧演员杜近芳等赴欧演出大受欢迎，不亚于当年梅兰芳出国演出的盛况，他开玩笑地说，“杜近芳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近似’梅兰芳，而出国演出受欢 迎的程度超过她老师，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 9 5 7年康生出访南斯拉夫后，受马老邀请来北大介绍南斯拉夫情况。他一上台就用山东口音宣布：“今天的报告不准录音，不准用速记记录，你们若不同意的话，咱们 见个面，我就回去了(意思是报告不作了)。”当时就感到康生久经运动，生怕报告中有什么辫子被人抓住。

50年代江隆基同志任北大副校长， 后又兼任党委书记，是北大的实际负责人。他是一位教育家，对北大颇有贡献。我们听他的报告次数最多，但有时他也会不顾场合发表长篇讲话，记得有一次阳历除 夕晚会上，大家都等着看节目和联欢，他却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足足讲了四十分钟。江隆基后任兰州大学校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50 年代时，马老脸色红润，身体十分健康。一位与马老共事的苏联专家自以为已通晓汉语，本意是想赞扬马老健康得像个小伙子，却说出了不伦不类的话：“你真是个 老小子啊!”闹了个笑话。马老讲话时自称“兄弟”，说话随便，没有套话，也不带官腔。一次讲话中他抱怨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洗冷水澡的八大好处”， 投给北大学报被退回，说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文章。他为此而不平，但可见北大作风之民主，校长的文章也可退稿拒登。马老所作的报告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 1957年的“人口论”，那次报告中他对人口过多的负担十分忧虑，讲话语调非常激动，并不时拍打桌子。在报告中他举例说明深入调查的重要性。他说他从美国 留学回来后看到农村的公厕只有半截墙，外面能看到上厕所的人的脸，他觉得不文明，应加高围墙或改成封闭式的。后来农民告诉他：“你是美国博士，但你不懂 得，我上厕所时要看住我放在外面的扁担，以免被人偷走。”马老说，这番话使他恍然大悟。马老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人口数据统计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的数据都是 static (静态的)，一定要有dynamic (动态)的数据才能反映人口发展趋势。马老“人口论”的 远见卓识已被历史证明，当然那次讲话中，马老在情急之下，也说了一些容易被抓住辫子的话。例如他说“日本、德国因为面积小，人口多，所以要出去寻找 Living space(生存空间)，”“由于人口剧增，中国下一代领导人还能不能提倡和平共处?”对于一时的不妥之词，马老后来也接受了批评，但对人口论的基本观点 始终坚持真理不做妥协，这是值得钦佩的。

令人难忘的一年级基础课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 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把我们从中学数学一下子带进了高等数学的殿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没有老师们的精心教导，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跨越的。解析几 何由江泽涵先生讲授，他当时已年过半百，是北大的一级教授，由此可见当时北大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江先生的教材是自编的油印讲义，因为当时尚无成熟的教材 (包括苏联的)。我至今还记得，课间休息时，江先生总要抽一种散发香味的烟斗。 教授数学分析这门主课的程民德先生，当时是37岁的正教授，他讲课循序渐进，十分严密，培养了我们严格思维的习惯。

50年代中期一批品学 兼优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周培源、程民德先生也在其列。我记得程先生入党的会议是晚上在哲学楼的大教室内举行的，主持人是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先由程 先生介绍自己的历史，后由入党介绍人吴文达作审查报告，再投票表决。这次会议领导很重视，主持北大日常工作的江隆基副校长出席了会议，也邀请了一些学生干 部参加。表决后有一段自由发言时间，学生中张景中即席发言，他把“程民德先生入党”说成“程民德先生入团”，因为他的河南话讲得很快，所以并未引起哄堂大 笑。最后由党委书记史梦兰讲话。

“文革”前程先生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1980年，程先生当选为学部委员，打 倒四人帮后他开创了模式识别和指纹识别的新方向，比我高一班的石青云院士在这一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高等代数的先是聂灵沼先生，后是丁 石孙先生。丁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表示不惜用6个人去换丁石孙一人来北大，可见他才华之出众。丁先生教我们时才27岁，后接替陈杰先 生担任系秘书职务。当时年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丁先生对54级情有独钟，1956年时曾与54级同学一起划船游颐和园，并在石舫讲了话，他说：“现 在的青年学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大家都有理想。”确实，50年代时，我们对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了憧憬。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游园的照片。

丁 石孙与化学系桂琳琳老师的婚礼是在俄文楼二楼举行的，不少同学都参加了，主持人是吴文达先生，他专门带来一个手摇铃，并解释说：“桂琳琳结婚后就改称丁琳 琳(叮呤呤)了。”代表54级学生发言的是吴庆宝，她在这种场合特能发挥，当场还送了一个洋娃娃，祝他们早生贵子，引起哄堂大笑。婚礼的压轴戏是吴文达策 划的“新郎给新娘上口红”。 1958年丁石孙先生三十岁刚出头，正处在创造的最高峰时却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与一批“黑帮”和“牛鬼蛇神” 一起排队劳动，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略显当年的神采。“文革”结束后，丁先生在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担任北大数学 系主任和校长期间大力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经费最困难的时期，有些事情想办也办不成。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 支持，这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一年级习题课的老 师也很优秀，数学分析习题课由吴文达、陈永和担任。吴文达先生生性乐观，讲话有趣。1958年在苏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革”期间更是作为计算数学专 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批斗，但他都挺过来了。“文革”结束后创建北京市计算中心并任主任，还担任北京市科委委员。1999年底我们54级的老学生为吴文 达先生庆祝七十大寿时，他仍充满风趣和说话幽默，注定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乐观人。

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是郭悦成，他与陈永和均是数学系专修课 毕业生中的尖子，他们当时都是单身，两人一同住在好像是16 楼(筒子楼)的一间房间中。他们两位专注于数学，不大注意房间卫生，我班的课代表常去两位老师宿舍交作业本，回来后总要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宿舍内的脏乱情 景。陈永和很有才华，“文革”前数学系曾想派他去法国深造，后因“文革”而作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永和受到残酷迫害，跳楼身亡。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今天 他也许有可能当选为院士。

解析几何习题课老师是程庆民，他是年轻教师中的三好积极分子。他的习题课很有特色，尤其是一学期末的一堂总结 课，真是十分精彩。他用高的观点，深入浅出地把一学期的内容串在一起并加以提高，大家听后受益匪浅。后来55级的一位同学也向我提起过程庆民先生的总结 课，也是赞不绝口。我一年级阅读的第一篇文献是程先生提供的，当我按文献内容作完我一生中第一个学术报告后，程先生鼓励了一番，同时指出我的一个毛病：身 体老挡住黑板，使大家看不见黑板上的字。

程先生曾担任过我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他曾组织过数力系教师篮球队与54级学生队比赛，结果 我们赢了。一年级时我班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康继鼎同学，程先生来参加这次发展团员的会议，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不短的发言，主题是“要经常总结和调整自己的 思想，与党保持一致”，并说经常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的讲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程先生作为一名党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工作很勤奋；但同时他又 是具有很多独立思想的人。反右时程庆民被划成右派，在全系引起轰动，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错。听说有一位教师曾说自己愿意代替程庆民去当右派，因为 程庆民当右派太可惜了。对程庆民先生的处分是最轻的，留校察看，但他自己要求下乡劳动改造。“文革”中程庆民又上升为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四人帮倒台 后，终于平反。上学时我就知道程庆民酷爱文学，他在我班聚会时介绍过苏联小说《茹尔宾一家》中的故事，但想不到60年代程庆民成了作家，他的作品在电台中 被配乐朗诵，龚雪早年主演的电影《祭红》就是根据程庆民的小说改编的。

带领我们进入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课老师

二 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专业，张恭庆、陈天权、张景中、杨路(杨九高)、洪允楣等一批成绩最突出的同学选了数学专业。计算数学专业那年刚成立，我因为看到了计 算机的前景而选择了这一专业，当时的专业主任是徐献瑜先生。

徐献瑜先生教过我们两门课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设计。他讲课风趣生动。例如在讲 授朗斯基行列式的特点，即“行列式内有一点为0，则统统为0”时，他打比方说，好比学校内有一个人伤风，则全校所有人统统都伤风。此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使 我至今仍记住朗斯基行列式的这一特点。

1960年我作为无线电系的教员到738厂搞技术革新，数学系的徐献瑜、吴文达先生也同时下到 738厂。当时100多人睡在738厂一个仓库的地板上，每人的铺盖只能占到身体宽度的1.5倍，非常拥挤。徐先生也和我们一样过这种艰苦生活。有一次开 会，738厂的一位领导感慨地说：“听说北大一位年近半百的教授也睡在仓库的地板上，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徐先生今已年过九旬，仍腰板挺直，这与他达观 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张世龙先生讲授的。张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于1956年开始独 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他的这门课大部分内容就是他主持设计的这台完整的串行计算机，从逻辑到电路都很具体。他 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设计一台完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但由于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器未能运行。而科学院计算所夏培肃先生主持设计的小型计算机，由于有 计算所磁心存储器研制组的有力配合，后来者居上终于率先运行，成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三十， 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然处之。张先 生“敢为人先”的勇气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生涯。

董铁宝先生是从力学专业转入计算专业的，他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程序员”。五十年代的董先 生在美国Illinois大学的Illiac I计算机上解了大量题目，而Illiac I是美国最早的计算机之一，后来的Illiac IV则十分有名，是平行计算巨型机的先驱。董先生带回了很多IlliacI上的基础服务性程序，还带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执笔的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报告(Preliminary Report，后称为Von Neumann报告)，1958年初我看到的这一报告就是董先生带回来的。张世龙先生在设计计算机时很重视董先生的意见，认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过计算机的 专家。董先生为人耿直，比我大2 0岁，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董先生离开美国时留下一笔钱给王浩教授(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定理机器证明的先驱)，由他按时把 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寄给董先生。这一杂志我在60年代时每期必读，有些载有重要文章的杂志就是从董先生那里借来，并长期霸占。其中最重要的一期是1961年第1 期，上面刊载Rump Group Seminar(美国一个讨论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ALGOL 60编译的文章。DJS 2l机上ALGOL 60编译系统中关于换名参数的处理方法完全是从该期上学来的。我至今仍保留了董先生借给我的一部分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源语言一级上的有力调试措施是DJS21编译系统的重要特色。15年我把这一方案向董先生详细介绍，并征求他意见时，他肯定地对我说：“不敢 说百分之百，但绝大多数程序故障都能通过这一系统查出”，使我很受鼓舞，后来这些措施深受用户欢迎。

文革开始，已经有少量点董铁宝名的大 字报，我见到他时劝他“不要怕，事情总会过去”，他回答说“有点怕”，当时已看出他比较紧张。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作为“特嫌”被隔离，不堪受辱上吊自尽。 后来王浩等美藉华人回国闻知此事时深表惋惜。*

四年的大学生活正是“恰同学 少年， 风华正茂”，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也经历了反右派“人斗人”的残酷场面，许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如张景中、杨路、洪允楣、于劭、陈孝萱、赵立人都成了右 派，受了二十年的苦难。这使我想起夏衍的一首打油诗：“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头上戴，搬他不动重如山”。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 时，迎来了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 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2003 年7月22日

（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 纪念文集）

黄安栋  朱锦翔

     合著

·长篇纪实文学·

黑水－黄土云和月

作者简介

黄安栋：安徽合肥人。1932 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前夕被错划右派，发配北大荒。1961年摘帽后从事中学教育;1979年改正后从事大学教学。创办并主编 多种校报、学报、企业报，离休前任高校学报编辑部主任、学报副主编。发表各类论文数十篇，著有散文、中长篇小说，获报告文学奖。

朱锦翔（女），浙江台州人。1933 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前夕在反右中受处分，发配大西北，长期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退休前为兰州大学新闻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参与各大学编写出版中国新闻史有关教材，与友人合著《中国报业史话》，参与编辑《中华竹枝词全编》。(2007年出版)

内容简介

50年前的今天，正当北京大学新闻班学生毕业前夕，准备奔赴新闻出版战线，他们中的四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分子；另有相当比数被划成中右，或曰“准右派”，开除团籍，发配边疆。

本书两作者一为右派，一为中右：一发配北大荒，一奔赴大西北。他（她）们经受了种种艰辛磨难和痛苦磨炼，重新立足于新闻和教育岗位，扎根于大东北、大西北，成家立业；然而紧接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 再使他（她）们重投炼狱，家毁夫亡，妻子离散。他（她）们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和苦难遭遇，折射出整个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深重灾难，这是比任何国家、任何时 代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都要深重得多，它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乃至生存条件，都是极其罕见的、独特的；他（她）们遭受到的精神上的摧残，心灵上 的创伤，直至肉体的折磨，都是极端残酷的，因而它们留给今天直至后世的教训，确是极有价值的、可贵的、永远不能忘却的！

两作者都是所学新闻，在本书中依然运用新闻写实手法，描绘出大东北北大荒的广袤、深厚、质朴、富饶及大跃进造成的贫困、闭塞和苦难；而女作者更以其细腻的笔触勾画出大西北的民族文化、自然风貌、民族风情，揭示出爱情、家庭、母子的深情及其惨遭毁灭的残酷。

全书约27万字，两作者以其长期生活的所在区域：黑水－黄土对话这一独特的通讯方式，令读者更觉真实、深沉，亲切感人。

错乱的时空（代序）

      安栋兄和锦翔姐是我5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的同窗。这两位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最高学府的调干生，入学前一是华东某省的专职团干部，一是空军某部的文化工作者。 他们在校品学兼优，关心时政，如在现今，必前程无量，大有作为。但在“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他俩和一些讲真话的同学却遭批判、戴帽子，成了右派和中右， 开除团籍，发配边疆，在北大荒和大西北经历了种种艰辛和磨难。

“文革”后落实了政策，他俩重上大学讲坛，直至离退休。今日两学友合作，一起记下了那段错乱的时空，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昭示后人永不相忘，让历史不再重演。

这部纪实文学《黑水黄土云和月》是血和泪交织的作品，它写出了上世纪50 年代前期国家的兴盛和后期的荒唐，记载了60年代前期的饥荒和后期的疯狂，直至70年代前期的残暴，深刻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全貌，反映了在新中国历史上和 广袤的大地上造成的时空的错乱。他们是用自己的和亲人的血和泪记载下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刻画出多个层次的众生相。两位作者运用新闻写实手法和对话通讯方 式，描绘出北大荒的贫困和大跃进造成的苦难；而女作者更以其细腻的笔触勾画出大西北深沉久远的民族文化、独特的自然风貌、纯朴的民间风情，揭示出爱情的珍 贵、家庭的温馨、母子的情深及其惨遭毁灭的残酷，读来催人泪下，摧人肺肝！

此书于建国60周年与读者见面，作者是要人不忘前3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要人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后30年知识分子的美好时光，坚信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才会真正富强起来。

石四维

*读者中来*

   《黑水－黄土云和月》如实地反映了我国50年代的“反右”和60－70年代的“文革”政治运动，以几个青年学生受迫害的事例，描绘出广大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文笔犀利，情节生花，读者如置身其中。
    我向作者致敬：你们不畏强权，捍卫真理；
    我向作者致贺：你们是历次政治运动、历次大清洗后仅存的佼佼者，所以能目睹今日，直言抒怀，请牢记：“活着是硬道理”。
    你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永远是我讲真话、说实话的榜样！

赵 源

超越一九四九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

邱立本

原载亚洲周刊2009年第40期

·神州大地易幟六十年，台海兩岸驀然回首發現，一九四九時國共雙方的意識形態大多被自我顛覆：中國共產黨不再被馬列毛所囿，中國國民黨也走出獨裁政治。唯有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以做中國人為榮，成為國共雙方的共識。推動兩岸融合，超越了一九四九的恩怨情仇，也刺激雙方內部的改革，以軟實力和巧實力超越硬實力，創造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後發制人的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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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蔣介石和毛澤東於二零零九年從墳墓中醒過來，就會赫然發現一九四九年他們生死相鬥的意識形態，已經被自己的陣營所「自我顛覆」：中國共產黨不再受馬列毛的意識形態所囿限，而是全力與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接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揮別了「主義、領袖、國家」的獨裁政治，全民直選總統。 

但毛蔣兩人也許都會很欣慰，他們所認同的民族主義，歷盡滄桑，卻頑強地成為今日國共雙方的共識，推動兩岸融合，超越了一九四九的恩怨情仇，讓兩岸人才和資源加速融合，創造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後發制人的機緣。 

正在中國大陸上演的建國六十週年獻禮片《建國大業》，也許就描繪出毛蔣兩人的心情。這部由中影集團的韓三平策劃，動員了全球一百七十多位華人明星參與的電影，一開始就進入了當年毛蔣重慶談判的場景。由唐國強所演的毛澤東，以及張國立所演的蔣介石，被記者問到為何都穿上中山裝，而毛回答，他們兩人都是孫中山先生的弟子，國共兩黨繼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缽。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首要之義就是民族主義。這也是兩岸政治的「最大公約數」。最近主張新疆獨立的熱比婭計劃應綠營團體邀請，前往台灣訪問，但最後被馬英九政府拒絕，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網絡版就評論說，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反對疆獨，也一直視新疆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怎麼會容許主張疆獨的政治人物訪問台灣？ 

這就是國共雙方最新一次的合作，在共同的民族情懷下，一致對外，以保護中華民族的利益。 

中華民族主義的回歸，也使兩岸超越了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之爭，不再糾纏在親共和反共的漩渦中，而是心繫整體的中華民族利益和願景。北京揮別了那些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的左翼思維，也不願沉迷在「沒有免費午餐」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盛宴中，愛國主義成為一種最穩當、最保險，也最能維持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行動平台。 

在台灣，中華民族主義曾一度被台獨力量所腐蝕。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都企圖用台灣的民族主義來代替孫中山的中華民族主義，但這也刺激了台灣大部分民眾內心深處的中華民族感情，連一些主張台獨的政治人物，也不能否定台灣和福建的情緣與人文的淵源。事實上，也恰恰是李扁的台獨操作，讓兩岸領袖和人民幡然醒悟，不要讓現實權力的操弄，破壞了台灣的前途。台灣不能「贏得了民主，卻失去了中國」；因為中國不等於中共，而是屬於兩岸三地的老百姓。 

對中共來說，回歸孫中山和中華民族主義，是對過激意識形態的「自我修復」，不再強調「階級感情」高於「民族感情」。中共曾經受列寧的反帝論述的影響，被激進的理論所綁架，認為民族主義不夠革命；階級鬥爭比民族大義更重要。但在文革之後，文革的論述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的提法，終被徹底否定；「愛國」的右派被平反。而改革開放三十年所推動的市場經濟及全球化，也在實質上自我掏空了階級鬥爭的論述和實踐，而改以愛國主義團結不同階級和不同背景的中國人。 

這也使台灣和大陸走出了內戰的陰影。最近兩岸落實直航三通，台北的松山機場到上海的虹橋機場，才一個多小時，實現了「一日生活圈」的理想，也使人民的接觸更頻繁和更有深層的發展，可以開拓更多合作互助的空間。 

其實來自台灣的商人，自八十年代就開始進軍中國大陸。而兩岸的經濟互惠，促成了兩岸的團結。近三十年來，百萬台商成為中國經濟變革的先鋒，也成為培養軟實力的平台。台灣文化中的軟實力，也成為中國大陸的軟實力。最近中國大陸網民選舉近三十年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物，名列榜首的赫然是鄧麗君。這一位從來沒踏足過神州大地的台灣歌星，以她的甜美聲音，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穿越意識形態的圍牆，進入了千家萬戶，讓那些溫柔的旋律，撫平了多少革命的傷痕，也撫慰了多少被政治折磨的心靈。 

而中華民族主義的背後，其實是國共雙方追求「現代性」的旅程，彼此實踐不同的藍圖，來擺脫中國近百年落後與屈辱的局面。今日雙方在孫中山所強調的民族主義大旗融合，彼此不再懷疑與抹黑對方的用心，而以深層的交流取代昔日的惡鬥，以積極的互動改變長期的內耗。 

民族主義不是遮羞布 

由於神州大地擁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老百姓都難掩心中的文化自豪感，因此任何政府都要確保可以抵擋列強的巧取豪奪，彰顯中華文化傳統的優秀之處，確保民族的主體性，也確保每一個人民的權利。 

但民族主義絕對不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不能以民族主義之名，作為濫權的遮羞布，不能在對外關係上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卻又在內部問題上讓「中國人民跪下去」。反右、文革到六四，都展示中國政治制度的缺失，導致權力的傲慢與濫用，無法迴避「馬上得天下，卻難以馬上治天下」的困窘。 

而今日兩岸不約而同地重新尋回民族主義，就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互動關係，分享雙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過去十年間，中國大陸不僅張開懷抱歡迎台灣的流行文化，唱紅鄧麗君、蔡琴、張惠妹、周杰倫等歌曲，並且也回首傳統文化的版圖，掀起一陣的「國學熱」。兒童讀經、背誦唐詩宋詞，成為社會的熱潮，而央視百家論壇紅透半邊天的于丹、易中天、錢文忠等人的作品，也在台灣、香港等地熱賣，反映文化上的良性互動，為民間帶來更豐富的精神生活。 

而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強勢，也為低迷的台灣經濟打下了強心針，挽狂瀾於既倒。台灣的股市和房地產，都出現了「中國概念」，扭轉了金融海嘯的危機。而在中國大陸活躍的台商，也在中國啟動內需經濟的過程中，享受「家電下鄉」等政策優惠，落實兩岸經濟雙贏的理想。 

也就是說，兩岸經濟的融合，打造了一個更大的空間，讓中國大陸的規模經濟和台灣的管理經驗及人才結合，台灣的IT產業，早就了解這一點，全力投入。郭台銘、張忠謀、施振榮、施崇棠等人，早就在大陸布局，也收割在大陸生產和銷售的雙重優勢。 

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對大陸默默地發揮影響力。大陸不少旅客到台灣，意外地發現最好的風景是旅館內的電視機，每天晚上可以看多采多姿的政治模仿秀和政論節目。這也刺激上海演員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對現實政治加以諷刺，開拓更多的言論空間。這也吸引了不少台灣的觀眾，對大陸演員「戴著鐐銬來跳舞」的勇氣和智慧，大感驚奇和佩服。 

台灣的「中華民國」六十年前在南京倉皇辭廟，而在今天的台北面對如何轉型的挑戰。如果說「民國」是它的「下半身」，那麼它就長期被台獨力量搶奪，要借它來落實台灣獨立，而它的「上半身」是「中華」，也一直被中共的統戰單位所瞄準，要將它接收。但其實中華民國是一個歷史綿延至今的整體，它上半身和下半身不能分開，不能讓民主的實踐與中華的認同割裂。它既要贏得民主，也要保存中國。這樣的政治能量，也當然造成了一種奇特的現實張力。 

這樣的張力，讓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出現一道從歷史通向未來的橋樑，可以彌合一九四九的裂痕，也可以化解台獨的危機。一九九九年，中共元老汪道涵接見台灣藍營大老許歷農等訪客時就傳出要超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改用「中國」代替。這樣的討論也許冒中共黨內政治之大不韙，但卻引起全球中國人的熱烈而又正面的迴響，關注這是否可以一舉而化解兩岸之爭。 

儘管北京當局和汪道涵後來對此不予證實，但也開啟兩岸問題思考的新方向，也就是兩岸的和平統一，其實內容很豐富，可以有很多的選項，而不是獨派或統派所設定的教條。 

在中國大陸，「走向共和」的願景，一直都是改革的動力。幾年前央視推出的電視劇《走向共和》轟動一時，主要是說出當年孫中山的理念，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政體，讓權力獲得制衡，讓民權獲得伸張，也讓民生獲得保障。這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精髓。當年這電視劇播出之後，也許是全片最後內容牽涉到這部分而被視為敏感，因此沒有重播，但權力需要制衡的道理，其實早已深入民心。 

沒想到這次建國六十週年的獻禮片《建國大業》，就出現了與現實政治有無限聯想的空間。片中毛澤東有一句話，震動不少觀眾的心弦。他說，由於現在是戰爭時期，不能舉行公民普選。觀眾的立刻反應就是：新中國已經是建國六十週年，也不是戰爭時期，為什麼還不能公民普選？ 

因而關鍵是下一個六十年怎麼走？或者更緊湊的說，下一個六年和十年要怎麼走？長期滯後的政治改革的問題，是否還要一直拖下去？中國的制度建設和創新，是停不了的挑戰。但可以肯定的原則，就是權力必須制衡，制度必須建立，擺脫人治的窠臼，也要擺脫法治不彰的陰影。公權力不能成為官僚濫權的機器，避免陷入執政黨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危機。就好像《建國大業》「戲說」蔣介石在下台前對蔣經國痛切之詞：反貪就會亡黨，但不反貪就會亡國。由編劇王興東和陳寶光創作的這個劇本，真真假假地調侃了蔣介石，但由胡錦濤和溫家寶所領導的中國政府，又要如何寫出中國改革的劇本，衝出「政治改革難，不政治改革更難」的兩難局面？ 

要發揮後發制人效應 

這考驗當代中國人的努力和智慧，是否可以在兩岸三地和全球中國人的努力下，發揮「後發制人」的效應？如果說中國經濟在二十一世紀中葉有機會超越美國，那麼中國政治什麼時候才啟動改革，在人權的保障和環境的保護上，也可和美國爭一日之長短？而除了政治改革之外，中國社會是否能建設更多的軟實力，超越財大氣粗、船堅砲利的硬實力，讓中國人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足以自豪的價值？目前北京當局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但除了教外國人漢語和太極拳之外，還能輸出什麼的「當代中國價值」，可以讓人心悅誠服，可以不遜於任何先進國家。 

而軟實力的背後是巧實力，軟硬兼施，巧妙使用。國共六十年的自我顛覆，讓中國人超越了意識形態之爭，超越現代性之爭，超越國號之爭。兩岸也要提升自我修復和自我糾錯的能力，讓民主的制衡和國家的統一相輔相成，互相輝映。六十年一覺家國夢，夢醒時分，一切都從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開始，也從中國民權與民生的勝利開始。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自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自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 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 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 峰。“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 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 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 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 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 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 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 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 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 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 张高峰一样，自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 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自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 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 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 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自修德的文章 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 　　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 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 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 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 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 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 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 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 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 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 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 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 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 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 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 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摘要：本文要写的这个知识分子贾植芳，1916年生于晋东南一个山村，1949年时，他33岁，已经三度坐牢，罪名是一样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前一年，他才从国民党的铁窗里走出来，像许多人一样，阳光里，头有点晕，他以为，自己毕生为之呼唤为之奋斗的美好时代到来了，几乎就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刚刚响起时，1949年的6月，歌颂“解放”的文章《美丽的早晨》发表了，那欢快的激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湿润了”，“从此我们没有了精神上的负担”，“这是我们把自己生命作抵押到底获得了的财富，这是胜利的征记，这是一切价值的价值！”其实那时大家都未必清楚，只是沉浸在走出暗夜的欢欣鼓舞之中。于老贾而言，此后60年的光阴大体可以分为两段，前30年，到63岁为止，大家都说他是鬼，他先是监狱后是牛棚，一直在“坑”里挣扎煎熬；后30年，从“平反”到2008年去世，他是人又似鬼，是人却没有人的自由，似鬼却分明又一次次让人“当道具”，“做广告”（贾植芳用词），被戴上了一个个光环。　查看全文

摘要：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岀兵东北，只过一週时间，日本天皇宣佈无条件投降，苏军迅速佔领东北全境。 一九四六年，八路军分批进入东北，直接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了政权，军队佔领黑龙江省等地区，这些地区称为“解放区”。 八路军改称民主联军，从四六年开始在黑龙江全省开展“剿匪”及“土改”运动。 所剿土匪是原东北抗联中倾向国民党的残部。小说“林海雪原”就是依牡丹江地区剿匪为素材写成的。 同时在全省开展了“土改”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斗地主分田地称为“土改”， 在小县城里斗争有钱人家，沒收富人的财产称为“清算”，因为县城中富人中多数人家沒有土地。 运动开始阶段主要是斗汉奸，斗争帮助日本人干过事的富人（比一般人家富裕些）。 我的一个远親（姑姑的婆家）大爷家，日伪时帮助日本人经商（在株式会社工作），在土攺初期被“清算”，家庭财产被抄走归公。 到四七年夏天，“土改”与“清算”就扩大化了。　查看全文

    这是一段令人揪心的记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每天一万六千斤的重量向这样孱弱少年的肩头压下来，可这是事实，是血与泪的事实。

    烈日炎炎下，一双瘦弱的小腿要支撑一百多斤的石块，肩挑往返百多米的行程，每天要担160 次之多，要知道他全身的重量才80多斤，这又怎能承受得住! 可他默默承受了二年。这二年每天在超负荷的劳动中挣扎，饥饿像火烧一样燎着他的身体，稍有懈怠，那雨点般的棍捧，那倒背捆梆的双手，那在酷暑下的暴晒，在冰天雪地中的孑立，都会骤然而降，使他连气也不能吭一声。逃走，连想也不敢想，这无异去送死，而且是残酷地折磨至死，也许只有死才能摆脱这比死还难受的苦役和酷刑，可他还只16岁，蓓蕾尚未开放，正是花季般的少年。上帝使他降生人间，难道连人间最平凡的生存乐趣，尝也没有尝一下，就这样撒手而去? 如果就这样默默来到人世，默默的离去，就像一片堕入尘土的落叶，在空气中飘浮了一下，在光影中掠过一瞥，那也可以说是有了一次生命的体验。但他不行，他是人，他有至爱的父母，虽然他从未享受父母的慈爱，他对生他到世间的亲人有一种血肉相依的渴望，虽然他们早已去世，弃他而去，可他还有同胞的姐姐，嗷嗷待哺的妹妹，能扔下她们吗? 还有那如火的青春，还没有来得及享用青春赋予他的欢乐和憧憬，就这样告别人间，是不能甘心的。

    可这残酷的现实太难熬了，只要你走进这少年管教所，从此就下了炼狱。你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吗? 电影中再现的那些犯人在采石场服役的苦情就使人惊心动魄，可你见过这里吗? 一个小青年，为了躲避令人难以忍受的苦役，狠心搬起石块，砸断自己的腿，血肉狼藉一片，以终身的致残才逃脱这凌迟碎剁般苦役。他一想起这一幕就心惊肉跳，他要活，要顽强地活，哪怕遍体鳞伤、裂肤碎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活下去。活，就是一切，哪怕在烈火中煎熬! 就凭着这样一种生的本能他在苦熬苦撑，一分一刻，一天一天，一直要熬过6 年，这2190天，少一天也不行。李朋不就这样吗，为的盼到释放的那一天，做过千百次的梦，等待又等待，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准确地说，是那一天的下午4 点钟，才是离所的时间。他实在熬过了头，这种煎熬，不是指饥肤上的，要说肉体，那早已经受了千百次的熬炼，饥饿得麻木，鞭刑打老了筋骨，都能挺住，唯有那即将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多一分是一分，多一秒是一秒。人们都熟知，没有空气，几分钟也不能承受，没有自由呢 ?只有那种痛失自由而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深知那种朝朝暮暮盼到的自由，哪怕提前几分钟飞出牢笼，也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冲动，也许就是这强烈的情绪驱使，也许是高兴得失去理智，以为释放的到来已不在乎那一天的时辰，兴奋得冲昏头脑，就在那可以释放而未宣布办妥手续的那一刻，他抡先奔出了囚牢，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也为了这一冲动，这一自行提前几小时的冲动，没有办完手续就擅自出走，又一次被抓了回来，成为逃犯。

    有谁知道再次被抓已是按逃犯论处，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第二天他姐姐来接他出狱，看到的是一具僵硬的尸体，难道这就是她日夜牵挂的弟弟最后的结局! 她怎能知道，弟弟为了尽快见到与他相依为命的姐姐，被抓了回来，倒挂在赤日炎炎下。而给他受此酷刑的监管干部，只顾自己吃饭、聊天，睡午觉，竟然忘了还有个活生生的人被反吊在半空中，待到想起这种惩罚该收场了，一看，他早已断了气。在狱中死这样一个人，真是像死一个蚂蚁那样简单，那样无足轻重。只要把他放下来填一张因病死亡的通知书，让亲属来认领，一切不都了结了。目睹这一切的同伴，谁能声张，谁又敢声张! 一个个噤了声，哑了口。

    一个少年就这样消失了。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一真相，这是他的亲属永远也不知道的秘密。

五柳村2009年4月2日收到

（一）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别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做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鋩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煎熬。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道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罗青长匆匆赶到三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于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15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疾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 

    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青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二）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    那一年的4月9日，应中共高层领导入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两入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

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 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20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两人朝夕相处了8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总共也只有8天零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世人结交，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相逢于危准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有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冶环境廻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稳内敛，务实缜密，立身严谨、整肃；一为任情适性，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 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方面的差异，结为至

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时隔半个多世纪，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称赞“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张学良还曾对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两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在回答 “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又说，“我和周恩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显然，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周恩来属于圣人所说的直友、谅友、诤友一类的“益友”。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这番洞穿实质、直戳要害的谏言．对于彷徨无计、四面受蹙的张学良来说．不啻醒翻灌顶，当头棒喝。

    在尔后的40载春秋中，周恩来无论是在谈判桌前，置身龙潭虎穴，折冲樽俎之间；还是戎马倥偬、辗转征途之际；抑或是执掌 铨衡，日理万机，迄无暇豫；直至身患绝症，备受疾病熬煎，日夜与死神搏斗——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之中，总是时刻记怀着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张学良，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

    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 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12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令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已经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请托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凯代为传话，推动这位“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宋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照周总理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 子文心知肚明．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巳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

为力．请予凉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域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至此，一腔悲愤之情与怀念之殷，再也无法控制，于是．周总理决定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虽近隔咫尺，但是要给张学良寄信却比登天还难。找谁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把信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呢? 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感情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钤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土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她于1962年4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瑶函．看到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张学良顿时潸然泪下。

（三）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是中外闻名的硬汉子。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然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而羁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西安会面之后，他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1937年2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拄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听过汇报之后，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封亲笔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匆念，余不尽之。

    前无收信人姓名，后无落款，显然不是张学良一时疏忽，而是当时险恶的处境使然。此信应为前住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奔走国事，再做红娘”．系指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 国共和谈；“近日友人惨死”．说的是“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事；“数难闻之”，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是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曾多次嘱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沦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张学良愤慨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践踏承诺．十年监禁使他吃尽了苦头；他自然渴望着尽早摆脱罗网．恢复自由。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各界人士呼吁释放张学良的强大舆论压力．派人前往贵州桐梓与张学良“谈判”解禁条件。首要一条，就是公开承认：他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周恩来的圈套，现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张学良大义凛然，坚定地认为．尽管获得自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决不 能以说假话。出卖灵魂、亵渎感情为代价。他当即对前来做说服工作的人说：

    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兵谏后，我提出的条件，委员长不答应。南京方面企图搞混水，大兵压境．亲日派蠢蠢欲动．东北军内少壮派要杀蒋的情绪也已经点燃，一时剑拔弩张，西安形势极为危急．有违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在这样情势下，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来。参与对事变的解决，为的是实现联共促蒋抗日，拯救民族灭亡的危机。又不是他们撺 掇我捉的委员长，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只能说在抗日的问题上，在不打内战的问题上，我与共产党取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人应持的爱国立场，这怎么能说我中了周恩来的圈套呢?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换得自由，我就那么说，那我还是张学良么?

    当然，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对周恩来终身感念。

    1976年1月，当他听到周恩来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伤怀痛悼，万分难过。他含着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 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后来，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交谈中，他又提到：“听人告诉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邓颖超病逝时，已经身在美国的张学良，特意委托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替他与赵四小姐送上一个花圈，摆放在邓颖超灵前。他极为珍视同周恩来夫妇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友谊，直到生命的结束。

    这里有一个细节。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探微》一书的作者张之宇女士，在整理《张学良日记 》过程中．注意到这样一条记载：

    1937年12月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15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利时)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

   张之宇好奇地问：“张先生，您怎么对矿井这样有兴趣．还专程去探访?”张学良告诉她：“周恩来年轻时在国外留学，曾在井下当过矿工、所以．我也想体验一下矿井的生活。”

    “您怎么知道的，周恩来当过矿工?”张女士惊异地问．

    “斯诺的书上写的。”张学良回答，书上说：“周恩来在巴黎默默无闻，是个穷困的中国人．当过矿工和侍者等临时工，只有在无产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说着，张学良长叹一声：”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生中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

    （四）

    中国社会文化，在很早时期即彰显人本思想，重视人伦教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种伦常关系，被称做“天下之达道”。“五伦”中的前四伦，或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或依托于姻亲、血缘关系。唯有朋友一伦，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靠的是志同道合 。古人定义为：“同师(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它不仅受情感支配，还要依赖义理来制约与维系。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朋友有信”。也就是超越一己之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会的、公共的道德目标，崇仁重义．礼尚住来，通情谊之好，结信义之诚。这是维持纲纪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

    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养成了温厚谦和、善与人同的性格和量大而能容人的气度。据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在周恩来看来，人立足于世，既然不能像草水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耶就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结交朋友。从政治上讲，这是缓解敌我对抗、分化敌对势力、消减对立情绪的有效手段；就个人修养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学习他人经验、塑造理想自我。“ 名由之成．事由之立”的重要途径；从工作角度看，则是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协调关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从中多有受益。

    他恪守着“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中国古训．哪怕是别人的点滴好处，他都永生牢记，念念不忘。

    1935年8月，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突发高烧，身体十分虚弱：兵站部部长杨立三见他行走困难，便带着战土用担架将他抬出了草地。1954年，当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夹，闻讯后，无沦如何也要坚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表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

    对于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同志．他更是铭记于心。 上海解放不久，周恩来前去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主任安排了一个座谈会，著名民主人土彭文应应邀出席。散会后，周恩来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彭文应深感惊愕．周恩来便向他追述了3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织领导“地下工作”，有位同志被捕。听说如能以金钱“打通关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但周恩来当时手头拮据，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思想进步．家境又颇为富裕的彭文应，向他求援，使那位被捕的同志很快获得厂自由。据彭先生回忆，当时拿出的钱并不多，大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巳忘怀了。谁料时隔20年，周恩来竟还记着这件事。他当即嘱托陈毅同志：“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位朋友。”

    “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终生恪守的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勋劳卓著、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长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亡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住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博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事发后第5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境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 治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土感动地说 ：“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 老舍夫人胡絜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土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五 ）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恰合卯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政治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普世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而周恩来正是那种把政治实践与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度统一起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总理生前，时刻以国家、民族为重，他把个人的一切得失、荣辱、忧乐，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完全融为一体。“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冷静而坦然地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他没有儿女，没有财产，—身干净，两袖清风，堪称“平民宰相”；死后，化作一缕轻烟，完全没有自己。1976年1月11日薄暮时分，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自愿为周总理送灵，北京城和整个祖国大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周恩来赢得人民如此由衷的敬仰和爱戴?当然与他的伟大功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自身有着崇高的人格修养．把中华人文传统升华为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真正的心灵契合；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同志、对朋友 、对人民的真诚爱心和人格尊重。  

      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于革命者来说，这是经常出现并且较难处置的一对矛盾。而周恩来却是妙手天成，处理得圆满无缺，非常出色。他能做到情于所当情，理于所当理。抗战时期，与共产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先生去世时，周恩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里面说：“我与准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且常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失党格。”

    无论在穿棱走访的外交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纷繁的行政事务圈子里，无论是与外国政要、世界名流交住，还是与党外朋友、普通百姓共处．周恩来都始终保持谦虚坦诚、温文尔雅、光明磊落、彬彬有礼的风度。即使彼此出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不会影响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始终表现出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东方型的人格美。这恐怕就是周恩来特殊人格魅力的根本底蕴与关键所在吧?

    周恩来的品格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他待人处事，政治交往，富有人情味。在革命战争和路线斗争年代．他那不可多得的儒雅谦和的人文意蕴、同情心理，驱散了那种“冷面无情”、“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惨淡色彩。他的人格连着事业，连着生活，连着人心。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自西安飞赴重庆，经过秦岭上空时，飞机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冷气团，机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致使飞机沉沉欲坠，机长急令往下抛掷东西以减轻分量，并组织机上人员准备跳伞。周恩来也背上了降落伞。这时，机舱里突然传来哭声，原来是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十一岁的小扬眉，见自己座位上没有降落伞，着急得哭泣起来。周恩来一看，立即穿过摇摆不定的机舱，迅速地来到小扬眉面前，毫不扰豫地把自己的伞包解下，给小杨眉背上。这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他人，而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无比高尚的品格感动了机上全体人员。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昕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 、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

    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所有与他交往的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在敏锐才智、哲理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能超过周恩来的。这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曾经二十三次会见过周恩来的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在其缅怀文字中，把周恩来与释迦、耶稣、孔子等伟大人物并列，称之为“人生导师”，认为周恩来代表了他所一直寻找的“人”的概念。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同周恩来会面后，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发出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叹。著名医学专家林巧稚深情地说：“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多少年来，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影响着我。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

作为高尚完美的典范，周恩来跻身于20世纪世界伟人的行列，达到了人格境界的巅峰。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代的富于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夺目光辉；    (全文完)  

( 摘自《十月》2009年第1期)

许宝文先生网站转载自《作家文摘》2009年1月6、9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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